在这种昌盛的赌风中，参与赌博的人，更是上至皇帝官僚套利技术，下至平民流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李师师外传》载，宋徽宗“与师师双陆不胜，棋又不胜，赐白金二千金”，吕祖谦《紫薇杂》的记载则更为明确:“熙宁间，神宗与二王禁中球子，止(疑为‘上’)间二王欲赌何物。
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
”神宗在毫不隐讳地向大臣挑赌，大臣也立即应允。
可当时皇帝赌博乃常事。
且帝王赌博，不仅赌钱、物，甚至可赌国家法令政策。
据《辽史?罗衣轻传》载: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
帝屡不竟，前后已偿数”。
真是赌得天昏地暗。
不久两人又赌，伶官罗轻出面制止:“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兴这才罢手。
居民城邑均可作为帝王的赌资，这赌博真可谓惊天动地，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
更有甚者，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
可见道宗的赌兴也大，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骰子比大小，来决定升。
这次耶律俨最幸运，“得胜彩”，此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而大臣们赌博更是肆无忌惮。
据《宋史?章得传》载：“得象尝与杨亿戏博李宗愕家，一夕负钱十万，而酣睡自如。
他日博胜，得宗愕金一套。
日博又负，即反奋与宗谬，封识未尝发也。
”
这种豪赌，《宋史》作者却以一种夸耀的口气赞道:“其度量宏阔如此”，由此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一斑。
宋元时期，因赌博盛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亦相伴之而生。
以至，贪赃枉法、扰乱社会，甚至杀人越货等现象，在当时亦时有发生。
其中《宋史?王安石传》有载:“有少年得斗鹑，其济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
”而《燕翼治谋录》则更明确记载:“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
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无忌。
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窃。
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
”
赌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宋《名公书判清明集》记有这样一个案例:“支乙之妻阿王，娟家女也。
支乙于衡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以妻为饵。
徐庆三、何曾一、王寿、余济皆与逾滥，与以钱物，群聚赌博，实为欺骗渊蔽。
”名为茶肆，实为妓院赌场。
一次支乙、郑厨司诱陆震龙至，其同伙余济等“能将散子两只，当留六面大采靠拢”，使陆震龙很快输光了身上的二百五十贯。
二鼓时分，不愿服输，且不明就里的陆震龙，回家取来仅有的一百五十六贯，孤注一掷。
余济等故技重演一出老千，“共骗赢陆震龙一人钱物”。
陆震龙再次典当身上全部衣物来赌，但照样一去不回，且倒欠二十贯。
以至他“深夜欲归，无衣可着”。
但无赖支乙仍“急欲陆震龙赎当还钱”。
因“取之既急，恐之又甚”，陆“在家自缢而死”。
其实，赌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远不止此。
由干柜放赌局公开招军民赌博，赌风也渗入军队。
这不仅败坏军纪，影响战斗力，更增加社会不安的因素。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真宗时“巡卒三人，因寒食假质军装赌博，既不胜遂谋以五鼓未尽伺击陌上行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以赎所质”。
礼仪和廉耻在这里不见了踪影，从而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
此时，由于物质生活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在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下，社会赌博风气也前所未有地高涨。
据有关机构2003年度4月的一份年度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赌博活动与赌博犯罪正呈进一步上升趋势。
有关资料显示。
2002年我国的赌博金额高达8000亿元。
近几年来，赌博活动与赌博犯罪越来越猖獗。
不仅全国各地已有的赌博活动难以禁止，一些新的赌博形式不断出现，使全国的赌博活动与种类日趋多样化。
赌博分子到处设点，“遍地开花”，防不胜防，打不胜打。
由于赌博的高收入等复杂因素，尽管对赌博分子进行过严厉的打击，但总是屡禁不绝。
这样赌博的浊流便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 。
在国外购买体育彩票已成为一种普遍行为，这也是他们的彩票长盛不衰的重要基础。
不过，假如我们据此认为正在逐步富裕的中国彩民也将成为中国彩票的脊梁，则有些不切实际。
就拿足球彩票来说，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在购买足球彩票的过程中，投机心理或者说赌博心理非常明显。
这些彩民或者联手围堵，或者一掷千金，每每购回彩票，不是在心里多了一份对生活美好的期待，反而成为每个周末的某种煎熬。
看电视直播的球赛也没有了以往的兴致，只沉浮在胜负之间。
买体育彩票，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不强求，不放弃。
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方面体彩中心应该不断增设销售点，让我们买彩票就像买早点一样方便。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让体育彩票走进生活，而不是让它走向极端。
说完体育彩票套利技术，来说说体育赌博。
目前我国政府发行的体育彩票的目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具有国家行为的，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赌博。
现在，在赌客们中间流行的，则是以世界杯中球队的输赢为赌博，体育赌博又以世界杯足球比赛为最大的业务，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赌球”。
这种赌博除了本身的危害之外，还会严重影响到体育竞技的公平性，赌徒们会想方设法影响比赛的结果，比如说买通裁判或者买通球员等。
而且，这种赌博方式越来越嚣张起来，在各种级别的比赛中都存在，影响十分恶劣。
六合彩是一种以十二生肖为基础的赌博，是中国香港地区的一种传统赌博方式。
说起六合彩，过去我们只在一些港台新闻和影视剧中听说过。
最近两年，一些不法分子也把六合彩非法引入到了内地，它像一场飓风，席卷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省份。
在短短几年内，内地的地下“六合彩”赌博如同瘟疫一般，从南方向北方蔓延，从城市发展到农村，那些投注者抱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把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高利贷，都押在了六合彩上。
在投注者的眼里，没有比地下六合彩更简单，又容易致富的途径：在49个号码中只猜中一个号码就能中奖。
如果赌中，一千元瞬间就会变成四万元。
地下六合彩在传入内地之后，它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博彩，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赌博活动。
实际上真正赚钱的人还是寥寥无几，主要是这些开设六合彩的人员他们从中渔利，所以大部分参与赌博的这些人最后不是赔了本就是借了高利贷，很多往往是耽误了自己。
许多人因此而家破人亡。
六合彩除了造成个人的财产损失之外，这个六合彩的危害性应该非常严重，它不仅把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扰乱了，而且把我们的整个经济秩序也搞乱了，特别是对当地的社会风气，包括整个民众的精神，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六合彩作为一种赌博形式，它的参与面广、危害性大。
在一些六合彩活动猖獗的地方，大街小巷随时都能看到投注点和卖所谓特码的摊贩，几乎是以一种公开或者半公开的状态存在。
而更多的赌博活动，是在地下偷偷地进行，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地下赌场。
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已采取了一定措施打击地下“六合彩”，当地的媒体每隔几天，就要报道一下地下“六合彩”害人及相关违法人员被处理的消息，但现在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活动的人却越来越多，地下“六合彩”已成内地一种危害越来越大的赌博。
近来内地有的地下“六合彩”气焰越来越嚣张，不法分子利用现代通信手段，由最初向手机用户发送短信，发展到直接打电话。
一些被迫接受短信息和电话的受害者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管管这些扰民的短信、电话。
所谓的百家乐，玩法其实很简单，是由庄家和玩家各拿两张扑克牌，通过点数的大小来比输赢。
而更多的参赌人员可以在周围押注，押对了就可以获得相当于自己所下赌注的赌金。
这样看来，百家乐这种赌博似乎是一种纯粹的数字游戏，输赢的概率应该是基本相当，只是运气问题。
网络是无国界的，就算是在法律禁止赌博的国家里，赌客们也很容易地可以通过电脑上网来进行网络赌博。
世界各国的立法机构也深深地意识到，想要规范这类网络赌博的行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而要绝对地禁止网络赌博现象，在技术上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上网进行赌博实在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只需要在家里、在单位或在其他地方的任何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上，输入你的信用卡号码或者是借贷卡号码，然后就可以从银行户头或是信用卡账号来支付赌金。
而如果你赢了钱的话，你所赢到的钱将会自动转进你的账户。
除了在赌场赌博外，网络赌博也越来越火。
利用现代通信网络与网上银行，网络赌博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所有现实中的赌博方式都能很直观地在网上再现，赌起来更便利也更隐蔽。
耶律洪基考试那天，耶律洪基进殿后，直接跟广大举子说不考文章了，而要用一种新的方法决出高低。
什么方法呢？耶律洪基命令数人一组，分组掷骰子，谁掷的点数最高，谁就是小组第一。
然后，各小组第一再在一起比赛掷骰子，如此下去，最后谁在掷骰子上战胜了所有的对手，谁就是当年的状元。
虽然众官员一致反对，但皇帝坚持，于是就这样进行了殿试。
在众位举子当中，一位名叫李俨的人技压群英，夺得了状元。
耶律洪基看了获胜者所掷出来的花色、点数及搭配后，十分高兴，认为具有极好的兆头。
他不但立刻封了李俨一个官，而且赐他“国姓”。
李俨就也姓耶律了，从此李俨就以耶律俨的名字出现在辽史中了。
另一种说法是耶律洪基用掷骰子来决定任命谁为大臣。
每日处理许多政事让耶律洪基感到厌倦，但是，一些重要的职务由谁来担任，必须由皇帝亲自作决定。
他“用人不自择，令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也就是说，他用掷骰子来决定人选。
在众多可能担任重臣的人们中，以耶律俨掷出的点数和花色搭配最好，耶律洪基最满意，认为有当宰相的兆头，于是任命他管枢密院。
枢密院是辽代掌管军事机密的重要机构。
唐朝末年，在浙江有个大流氓叫董昌，趁黄巢起兵后全国一片混乱，当上了浙东节度使，被封为郡王。
他还要求朝廷封他为越王未遂，于是，他就在绍兴自称为皇帝，建国叫大越平罗国。
民间有诉讼时，这个流氓根本就不审理（大约是不会审），让双方掷骰子，谁点数高，谁家的官司就算赢。
这样的糊涂蛋能坐稳皇位吗？一年之后，他的脑袋就被送往京城长安去了。
比较这些可笑的事件，也许第一种情况还情有可原。
如果主试的官员们是尽职尽责的，那么，参加殿试的人员的文章必是全国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确定谁是第一，通常是不容易的。
有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练武的不服气，打几场看谁胜，写文章却没这么简单的办法。
在清代，最后确定谁是状元时，一般说来，已经无法按文章好坏确定，而是看别的，比如说，看谁的字写得更好之类。
所以，以掷骰子决定谁是状元，虽然可笑，但也未必就一定比按别的办法差到哪里去。
不过，其前提条件是来参加殿试的人的水平都高到人们无法确定其高下时。
当时的辽国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即使身为汉族后裔，在契丹族为主体的辽国皇帝的几百年的统治中，还能保持多高的汉族文化传统，是很难说的，所以，其科举的水平也不能和明清时相比。
如果殿试时仍能明显分出高下，甚至有的人文章中还能挑出毛病，这样做当然是没道理的。
何况耶律洪基并不是因参试人们水平都高，不易分高下才这样做。
其原因只是因他自己是个掷骰子的大“粉丝”，因而绝对荒唐。
至于掷骰子确定谁为大臣，则只能说是更荒谬了。
即使大臣候选人水平都不错，也应各有所长，不该乱点鸳鸯谱。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
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
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
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
投壶在战国时得到相当发展，当时的文者倾向于内心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他们的需要。
此外，由于社会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
”《左传》曾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
投壶秦汉以后，它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
在流传过程中，游戏的难度增加了，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
宋代司马光曾著有《投壶新格》一书，详细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和计分方法。
宋代以后，投壶游戏逐渐衰落下去，不再像汉唐那样盛行，仅断续地在士大夫中进行。
这种棋戏在古代又叫“握槊”、“长行”，另外还有“波罗塞戏”的别名。
关于双陆在中国的出现，有着多种说法。
《事物纪原》一书说，三国时曹魏“陈思王曹子建制双陆，置投子二”。
而《山樵暇语》则认为“双陆出天竺(今印度)……其流入中国则自曹植始之也”。
上述两种看法虽在双陆的起源方面相异，但均以汉魏之际作为在中国出现的始发点，表明双陆这一棋戏于三国时已在中国流行了。
宋人洪遵著有《谱双》一书，书中列出北双陆、大食双陆、广州双陆、真腊阇婆双陆、南皮双陆、日本双陆等多种。
盘马制度不尽相同，玩法、称谓、术语互有歧异。
据《新唐书》卷115《狄仁杰传》记载，武则天让狄仁杰与她的男宠张昌宗玩双陆，以武则天赐给张昌宗的由南海郡进献的珍贵裘服作赌注，狄仁杰获胜后，拿起裘服就走，随后将此件裘皮大衣扔给他的仆人。
李益的《杂曲歌辞?汉宫少年行》写道：“分曹六博快一掷，迎欢先意笑语喧。
”“分曹”就是“分拨”。
玩六博的时候笑语喧哗，很热闹。
类似于现在的飞行棋，樗蒲所用的骰子共有五枚，有黑有白，称为“五木”。
它们可以组成六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也就是六种彩。
其中全黑的称为“卢”，是最高彩，四黑一白的称为“雉”，次于卢，其余四种称为“枭”或“犊”，为杂彩。
掷到贵彩的，可以连掷，或打马，或过关，杂彩则不能。
唐代李肇在《国史补》卷下对樗蒲的玩法有详细记录，今天已经很难看懂。
不少人喜欢用比较简便的掷骰子法。
郑嵎的《津阳门诗》写道：“上皇宽容易承事，十家三国争光辉。
绕床呼卢恣樗博，张灯达昼相谩欺。
相君侈拟纵骄横，日从秦虢多游嬉。
”杨氏家族陪驾华清宫，通宵达旦玩。
韦应物的《逢杨开府》写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
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
”既然这个曾经跟随过唐玄宗的纨绔子弟善玩这种游戏，而唐玄宗又是一个那么好玩的皇帝，此戏难免在宫廷中也盛行。
据《酉阳杂俎》引辛氏《三秦记》记载：“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
”汉武帝的钩弋夫人的手总是握着拳，伸不开，见到汉武帝才伸开，里面握的是个钩子。
于是，人们就玩起了藏钩之戏，多人参与，猜出钩子藏在谁的手里。
花蕊夫人的《宫词》写道：“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
好是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
”宴会上玩藏钩，不是罚酒，而是用墨画花脸。
《宫词丛钞》的创作时间无考，其中有两首涉及藏钩的作品：“欲得藏钩语少多，嫔妃宫女任相和。
每朋一百人为定，遣赌三千匹彩罗。
”（《宫词丛钞》第二六）每队100人，赌3000匹彩罗，真是声势浩大呀！
还有，“两朋高语任争筹，夜半君王与打钩。
恐欲天明催促漏，赢朋先起舞缠头。
”（《宫词丛钞》第二七）不舍昼夜地玩这游戏，君王也参与其中。
李肇的《国史补》卷下记载：“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
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
”有黄子、黑子各15枚，有两个骰子。
赵抟的《废长行（辨其惑于无益之戏而不务恤民也）》写道：“紫牙镂合方如斗，二十四星衔月口。
贵人迷此华筵中，运木手交如阵斗。
……莫令终日迷如此，不治生民负天子。
”意在关心民生疾苦。
皎然有《薛卿教长行歌（时量移湖州别驾）》：“由来君子行最长，予亦知君寄心远。
”长行经有君子行、小人行。